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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史通义
清 章学诚
●卷一内篇一
○易教上
夫子曰：“我观夏道，杞不足徵，吾得夏时焉。我观殷道，宋不足徵，吾得坤乾焉。”夫夏时，夏正书也。坤乾，《易》类也。夫子憾夏、商之文献无所徵矣，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於夏、商之所得；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，盖与治历明时，同为一代之法宪；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，离事物而特著一书，以谓明道也。夫悬象设教，与治历授时，天道也。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与刑、政、教、令，人事也。天与人参，王者治世之大权也。韩宣子之聘鲁也，观书於太史氏，得见《易》象、《春秋》，以为周礼在鲁。夫《春秋》乃周公之旧典，谓周礼之在鲁可也，《易》象亦称周礼，其为政教典章，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，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，则又明矣。夫子曰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於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顾氏炎武尝谓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不名为《易》。太卜所谓三《易》，因《周易》而牵连得名。今观八卦起於伏羲，《连山》作於夏后，而夫子乃谓《易》兴於中古，作《易》之人独指文王，则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不名为“易”，又其徵矣。
或曰：文王拘幽，未尝得位行道，岂得谓之作《易》以垂政典欤？曰：八卦为三《易》所同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，商道之衰，文王与民同其忧患，故反覆於处忧患之道，而要於无咎，非创制也。周武既定天下，遂名《周易》，而立一代之典教，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。夫子生不得位，不能创制立法，以前民用；因见《周易》之於道法，美善无可复加，惧其久而失传，故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诸传，以申其义蕴，所谓述而不作；非力有所不能，理势固有所不可也。
○易教中
孔仲达曰：“夫《易》者，变化之总名，改换之殊称。”先儒之释《易》义，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。得其说而进推之，《易》为王者改制之钜典，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，其义昭然若揭矣。许叔重释“易”文曰：“蜥易，守宫，象形。秘书说，‘日月为易’，象阴阳也。”《周官》太卜，掌三《易》之法。郑氏注：“易者，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。”朱子以谓“《易》有交易变易之义”。是皆因文生解，各就一端而言，非当日所以命《易》之旨也。三《易》之名，虽始於《周官》，而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可并名《易》，《易》不可附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而称为三连三归者，诚以《易》之为义，实该羲、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也。易之初见於文字，则帝典之“平在朔易”也，孔《传》谓岁改易，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，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，显而可知矣。《大传》曰：“生生之谓易。”韩康伯谓“阴阳转易，以成化生”。此即朱子交易变易之义所由出也。三《易》之文虽不传，今观《周官》太卜有其法，《左氏》记占有其辞，则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皆有交易变易之义。是羲、农以来，《易》之名虽未立，而《易》之意已行乎其中矣。上古淳质，文字无多，固有具其实而未著其名者。後人因以定其名，则彻前後，而皆以是为主义焉，一若其名之向著者，此亦其一端也。
钦明之为敬也，允塞之为诚也，历象之为历也，（历象之历，作推步解，非历书之名。）皆先具其实而後著之名也。《易 革 象》曰：“泽中有火，君子以治历明时。”其《彖》曰：“天地革而四时成。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历自黄帝以来，代为更变，而夫子乃为取象於泽火，且以天地改时、汤武革命为革之卦义；则《易》之随时废兴，道岂有异乎？《易》始羲、农，而备於成周；历始黄帝，而递变於後世；上古详天道，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。然卦气之说，虽创於汉儒，而卦序卦位，则已具函其终始；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前，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，所谓天人合於一也。《大传》曰：“古者，庖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於天，俯则观法於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此黄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创造也。观於羲和分命，则象法文宜，其道无所不备，皆用以为授人时也。是知上古圣人，开天创制，立法以治天下，作《易》之与造历，同出一源，未可强分孰先孰後。故《易》曰：“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道。”《书》曰：平秩敬授，作讹成易。皆一理也。
夫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又曰：“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学《易》者，所以学周礼也，韩宣子见《易 象》、《春秋》，以为周礼在鲁。夫子学《易》而志《春秋》，所谓学周礼也。夫子语颜渊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舞。”是斟酌百王，损益四代，为万世之圭臬也。历象递变，而夫子独取於夏时；筮占不同，而夫子独取於《周易》。此三代以後，至今循行而不废者也。然三代以後，历显而《易》微；历存於官守，而《易》流於师传；故儒者敢於拟《易》，而不敢造历也。历之薄蚀盈亏，有象可验，而《易》之吉凶悔吝，无迹可拘；是以历官不能穿凿於私智，而《易》师各自为说，不胜纷纷也。故学《易》者，不可以不知天。（观此，益知《太玄》、《元包》、《潜虚》之属，乃是万无可作之理，其故总缘不知为王制也。）
○易教下
《易》之象也，《诗》之兴也，变化而不可方物矣。《礼》之官也，《春秋》之例也，谨严而不可假借矣。夫子曰：“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”君子之於六艺，一以贯之，斯可矣。物相杂而为之文，事得比而有其类。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，非文不足以达之，非类不足以通之；六艺之文，可以一言尽也。夫象欤，兴欤，例欤，官欤，风马牛之不相及也，其辞可谓文矣，其理则不过曰通於类也。故学者之要，贵乎知类。
有天地自然之象，有人心营构之象。天地自然之象，《说卦》为天为圜诸条，约略足以尽之。人心营构之象，睽车之载鬼，翰音之登天，意之所至，无不可也。然而心虚用灵，人累於天地之间，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，心之营构，则情之变易为之也。情之变易，感於人世之接构，而乘於阴阳倚伏为之也。是则人心营构之象，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。
《易》象虽包六艺，与《诗》之比兴，尤为表里。夫《诗》之流别，盛於战国人文，所谓长於讽喻，不学《诗》，则无以言也。（详《诗教》篇。）然战国之文，深於比兴，即其深於取象者也。《庄》、《列》之寓言也，则触蛮可以立国，蕉鹿可以听讼。《离骚》之抒愤也，则帝阙可上九天，鬼情可察九地。他若纵横驰说之士，飞箝捭阖之流，徙蛇引虎之营谋，桃梗土偶之问答，愈出愈奇，不可思议。然而指迷从道，固有其功；饰奸售欺，亦受其毒。故人心营构之象，有吉有凶；宜察天地自然之象，而衷之以理，此《易》教之所以范天下也。
○书教上
《周官》外史，掌三皇五帝之书。今存虞、夏、商、周之策而已，五帝仅有二，而三皇无闻焉。左氏所谓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，今不可知，未知即是其书否也？以三王之誓、诰、贡、范诸篇，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，则上古简质，结绳未远，文字肇兴，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。因事命篇，本无成法，不得如後史之方圆求备，拘於一定之名义者也。夫子叙而述之，取其疏通知远，足以垂教矣。世儒不达，以谓史家之初祖，实在《尚书》，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，纷纷拟《书》者，皆妄也。
三代以上之为史，与三代以下之为史，其同异之故可知也。三代以上，记注有成法，而撰述无定名；三代以下，撰述有定名，而记注无成法。夫记注无成法，则取材也难；撰述有定名，则成书也易。成书易，则文胜质矣。取材难，则伪乱真矣。伪乱真而文胜质，史学不亡而亡矣。良史之才，间世一出，补偏救弊，惫且不支。非後人学识不如前人，《周官》之法亡，而《尚书》之教绝，其势不得不然也。
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具天下之纤析矣，然法具於官，而官守其书。观於六卿联事之义，而知古人之於典籍，不惮繁复周悉，以为记注之备也。即如六典之文，繁委如是，太宰掌之，小宰副之，司会、司书、太史又为各掌其贰，则六典之文，盖五倍其副贰，而存之於掌故焉。其他篇籍，亦当称是。是则一官失其守，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，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。斯非记注之成法，详於後世欤？汉至元成之间，典籍可谓备矣。然刘氏七略，虽溯六典之流别，亦已不能具其官；而律令藏於法曹，章程存於故府，朝仪守於太常者，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，以备校司之讨论，可谓无成法矣。汉治最为近古，而荒略如此，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，杂乱而无序也哉？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息而《诗》亡；《诗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”盖言王化之不行也，推原《春秋》之用也。不知《周官》之法废而《书》亡，《书》亡而後《春秋》作。则言王章之不立也，可识《春秋》之体也。不知《周官》之法废而《书》亡哉？盖官礼制密，而後记注有成法；记注有成法，而後撰述可以无定名。以谓纤悉委备，有司具有成书，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，笔而著之，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；而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贡、范、官、刑之属，详略去取，惟意所命，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，斯《尚书》之所以经世也。至官礼废，而记注不足备其全；《春秋》比事以属辞，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，与夫百国之宝书，以备其事之始末，其势有然也。马、班以下，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。所谓记注无成法，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。故曰：王者迹息而《诗》亡，见《春秋》之用；《周官》法废而《书》亡，见《春秋》之体也。
《记》曰：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动。”其职不见於《周官》，其书不传於後世，殆礼家之愆文欤？後儒不察，而以《尚书》分属记言，《春秋》分属记事，则失之甚也。夫《春秋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，则左氏所记之言，不啻千万矣。《尚书》典谟之篇，记事而言亦具焉；训诰之篇，记言而事亦见焉。古人事见於言，言以为事，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。刘知几以二典、贡、范诸篇之错出，转讥《尚书》义例之不纯，毋乃因後世之空言，而疑古人之实事乎！《记》曰：“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。”岂曰记言之谓哉？
六艺并立，《乐》亡而入於《诗》、《礼》，《书》亡而入於《春秋》，皆天时人事，不知其然而然也。《春秋》之事，则齐桓、晋文，而宰孔之命齐侯，王子虎之命晋侯，皆训诰之文也，而左氏附传以翼经；夫子不与《文侯之命》同著於篇，则《书》入《春秋》之明证也。马迁绍法《春秋》，而删润典谟，以入纪传；班固承迁有作，而《禹贡》取冠《地理》，《洪范》特志《五行》，而《书》与《春秋》不得不合为一矣。後儒不察，又谓纪传法《尚书》，而编年法《春秋》，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，又何以异哉？
○书教中
《逸周书》七十一篇，多官礼之别记与《春秋》之外篇，殆治《尚书》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。刘、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，则似逸篇，初与典、谟、训、诰，同为一书，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。毋论其书文气不类，醇驳互见，即如《职方》、《时训》诸解，明用经记之文，《太子晋解》，明取春秋时事，其为外篇别记，不待繁言而决矣。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，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，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，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馀也。夫子曰：“信而好古。”先王典诰，衰周犹有存者，而夫子删之，岂得为好古哉？惟《书》无定体，故《春秋》官礼之别记外篇，皆得从而附合之，亦可明《书》教之流别矣。
《书》无定体，故附之者杂。後人妄拟《书》以定体，故守之也拘。古人无空言，安有记言之专书哉？汉儒误信《玉藻》记文，而以《尚书》为记言之专书焉。於是後人削趾以适屦，转取事文之合者，削其事而辑录其文，以为《尚书》之续焉；若孔氏《汉、魏尚书》、王氏《续书》之类皆是也。无其实，而但貌古人之形似，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。况《尚书》本不止於记言，则孔衍、王通之所拟，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。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，忽间长篇文笔，欲取君上诏诰，臣工奏章，别为一类，编次纪传史中，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，是刘亦知《尚书》折而入《春秋》矣。然事言必分为二，则有事言相贯、质与文宣之际，如别自为篇，则不便省览，如仍然合载，则为例不纯；是以刘氏虽有是说，後人讫莫之行也。至如论事章疏，本同口奏，辨难书牍，不异面论，次於纪传之中，事言无所分析，後史恪遵成法可也。乃若扬、马之辞赋，原非政言，严、徐之上书，亦同献颂，邹阳、枚乘之纵横，杜钦、谷永之附会，本无关於典要，马、班取表国华，削之则文采灭如，存之则纪传猥滥，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。
杜氏《通典》为卷二百，而《礼典》乃八门之一，已占百卷，盖其书本官礼之遗，宜其於礼事加详也。然叙典章制度，不异诸史之文，而礼文疑似，或事变参差，博士经生，折中详议，或取裁而径行，或中格而未用，入於正文，则繁复难胜，削而去之，则事理未备；杜氏并为采辑其文，附著礼门之後，凡二十馀卷，可谓穷天地之际，而通古今之变者矣。史迁之书，盖於《秦纪》之後，存录秦史原文。惜其义例未广，後人亦不复踵行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，别有变通之法，後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。
滥觞流为江河，事始简而终钜也。东京以还，文胜篇富，史臣不能概见於纪传，则汇次为《文苑》之篇。文人行业无多，但著官阶贯系，略如《文选》人名之注，试榜履历之书，本为丽藻篇名，转觉风华消索；则知一代文章之盛，史文不可得而尽也。萧统《文选》以还，为之者众，今之尤表表者，姚氏之《唐文粹》，吕氏之《宋文鉴》，苏氏之《元文类》，并欲包括全代，与史相辅，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，其实诸选乃是春华，正史其秋实尔。（史与文选，各有言与事，故仅可分华与实，不可分言与事。）
四部既分，集林大畅。文人当诰，则内制外制之集，自为编矣。宰相论思，言官白简，卿曹各言识事，阃外料敌善谋，陆贽《奏议》之篇，苏轼进呈之策，又各著於集矣。萃合则有名臣经济、策府议林，连编累牍，可胜数乎！大抵前人著录，不外别集总集二条，盖以一人文字观也。其实应隶史部，追源当系《尚书》；但训诰乃《尚书》之一端，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《尚书》耳。
名臣章奏，隶於《尚书》，以拟训诰，人所易知。撰辑章奏之人，宜知训诰之记言，必叙其事，以备所言之本末，故《尚书》无一空言，有言必措诸事也。後之辑章奏者，但取议论晓畅，情辞慨切，以为章奏之佳也，不备其事之始末。虽有佳章，将何所用？文人尚华之习见，不可语於经史也。班氏董、贾二传，则以《春秋》之学为《尚书》也，（即《尚书》折入《春秋》之证也。）其叙贾、董生平行事，无意求详，前後寂寥数言，不过为政事诸疏、天人三策备始末尔。（贾、董未必无事可叙，班氏重在疏策，不妨略去一切，但录其言，前後略缀数语，备本末耳，不似後人作传，必尽生平，斤斤求备。）噫！观史裁者，必知此意，而始可与言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学各有其至当，不似後世类钞徵事，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。
○书教下
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圣人之典也。《尚书》无定法，而《春秋》有成例。故《书》之支裔，折入《春秋》，而《书》无嗣音。有成例者易循，而无定法者难继，此人之所知也。然圆神方智，自有载籍以还，二者不偏废也。不能究六艺之深耳，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。史氏继《春秋》而有作，莫如马、班，马则近於圆而神，班则近於方以智也。
《尚书》一变而为左氏之《春秋》，《尚书》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，以纬经也。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，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，以搜逸也。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，迁书通变化，而班氏守绳墨，以示包括也。就形貌而言，迁书远异左氏，而班史近同迁书，盖左氏体直，自为编年之祖，而马、班曲备，皆为纪传之祖也。推精微而言，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，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；盖迁书体圆用神，多得《尚书》之遗；班氏体方用智，多得官礼之意也。
迁书纪、表、书、传，本左氏而略示区分，不甚拘拘於题目也。《伯夷列传》，乃七十篇之序例，非专为伯夷传也。《屈贾列传》所以恶绛、灌之谗，其叙屈之文，非为屈氏表忠，乃吊贾之赋也。《仓公》录其医案，《货殖》兼书物产，《龟策》但言卜筮，亦有因事命篇之意，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。《张耳陈馀》，因此可以见彼耳。《孟子荀卿》，总括游士著书耳。名姓标题，往往不拘义例，仅取名篇，譬如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，所指乃在嘉宾淑女，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，（如孟子与三邹子。）或又摘其重复失检，（如子贡已在《弟子传》，又见於《货殖》。）不知古人著书之旨，而转以後世拘守之成法，反訾古人之变通，亦知迁书体圆而用神，犹有《尚书》之遗者乎！
迁《史》不可为定法，固《书》因迁之体，而为一成之义例，遂为後世不祧之宗焉。三代以下，史才不世出，而谨守绳墨，待其人而後行，势之不得不然也。然而固《书》本撰述而非记注，则於近方近智之中，仍有圆且神者，以为之裁制，是以能成家，而可以传世行远也。後史失班史之意，而以纪表志传，同於科举之程式，官府之簿书，则於记注撰述，两无所似，而古人著书之宗旨，不可复言矣。史不成家，而事文皆晦，而犹拘守成法，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，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！
历法久则必差，推步後而愈密，前人所以论司天也。而史学亦复类此。《尚书》变而为《春秋》，则因事命篇，不为常例者，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。《左》、《国》变而为纪传，则年经事纬，不能旁通者，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。纪传行之千有馀年，学者相承，殆如夏葛冬裘，渴饮饥食，无更易矣。然无别识心裁，可以传世行远之具；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，不敢稍变；如治胥吏之簿书，繁不可删。以云方智，则冗复疏舛，难为典据；以云圆神，则芜滥浩瀚，不可诵识。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，而书为体例所拘，但欲方圆求备，不知纪传原本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原合《尚书》之初意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纪传实为三代以後之良法，而演习既久，先王之大经大法，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，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？
左氏编年，不能曲分类例，《史》、《汉》纪表传志，所以济类例之穷也。族史转为类例所拘，以致书繁而事晦；亦犹训诂注疏，所以释经，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。夫经为解晦，当求无解之初；史为例拘，当求无例之始。例自《春秋》左氏始也，盍求《尚书》未入《春秋》之初意欤？
神奇化臭腐，臭腐复化为神奇，解《庄》书者，以谓天地自有变化，人则从而奇腐云耳。事屡变而复初，文饰穷而反质，天下自然之理也。《尚书》圆而神，其於史也，可谓天之至矣。非其人不行，故折入左氏，而又合流於马、班，盖自刘知几以还，莫不以谓书教中绝，史官不得衍其绪矣。又自《隋 经籍志》著录，以纪传为正史，编年为古史，历代依之，遂分正附，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。则马、班之史，以支子而嗣《春秋》，荀悦、袁宏，且以左氏大宗，而降为旁庶矣。司马《通鉴》病纪传之分，而合之以编年。袁枢《纪事本末》又病《通鉴》之合，而分之以事类。按本末之为体也，因事命篇，不为常格；非深知古今大体，天下经纶，不能网罗隐括，无遗无滥。文省於纪传，事豁於编年，决断去取，体圆用神，斯真《尚书》之遗也。在袁氏初无其意，且其学亦未足与此，书亦不尽合於所称。故历代著录诸家，次其书於杂史。自属纂录之家，便观览耳。但即其成法，沉思冥索，加以神明变化，则古史之原，隐然可见。书有作者甚浅，而观者甚深，此类是也。故曰：神奇化臭腐，而臭腐复化为神奇，本一理耳。
夫史为记事之书。事万变而不齐，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，则必因事命篇，不为常例所拘，而後能起讫自如，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。此《尚书》之所以神明变化，不可方物。降而左氏之传，已不免於以文徇例，理势不得不然也。以上古神圣之制作，而责於晚近之史官，岂不悬绝欤！不知经不可学而能，意固可师而仿也。且《尚书》固有不可尽学者也，即《纪事本末》，不过纂录小书，亦不尽取以为史法，而特以义有所近，不得以辞害意也。斟酌古今之史，而定文质之中，则师《尚书》之意，而以迁《史》义例，通左氏之裁制焉，所以救纪传之极弊，非好为更张也。
纪传虽创於史迁，然亦有所受也。观於《太古年纪》、《夏殷春秋》《竹书纪年》，则本纪编年之例，自文字以来，即有之矣。《尚书》为史文之别具，如用左氏之例，而合於编年，即传也。以《尚书》之义，为《春秋》之传，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，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。以《尚书》之义，为迁《史》之传，则八书三十世家，不必分类，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。或考典章制作，或叙人事终始，或究一人之行，（即列传本体。）或合同类之事，或录一时之言，（训诰之类。）或著一代之文，因事命篇，以纬本纪。则较之左氏翼经，可无局於年月後先之累；较之迁《史》之分列，可无歧出互见之烦。文省而事益加明，例简而义益加精，岂非文质之适宜，古今之中道欤？至於人名事类，合於本末之中，难於稽检，则别编为表，以经纬之；天象地形，舆服仪器，非可本末该之，且亦难以文字著者，别绘为图，以表明之。盖通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本原，而拯马《史》、班《书》之流弊，其道莫过於此。至於创立新裁，疏别条目，较古今之述作，定一书之规模，别具《圆通》之篇，此不具言。
邵氏晋涵云：“纪传史裁，参仿袁枢，是貌同心异。以之上接《尚书》家言，是貌异心同。是篇所推，於六艺为支子，於史学为大宗；於前史为中流砥柱，於後学为蚕丛开山。”
○诗教上
周衰文弊，六艺道息，而诸子争鸣。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，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，至战国而後世之文体备；故论文於战国，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。战国之文，奇邪错出，而裂於道，人知之；其源皆出於六艺，人不知也。後世之文，其体皆备於战国，人不知；其源多出於《诗》教，人愈不知也。知文体备於战国，而始可与论後世之文。知诸家本於六艺，而後可与论战国之文，知战国多出於《诗》教，而後可与论六艺之文；可与论六艺之文，而後可与离文而见道；可与离文而见道，而後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。
战国之文，其源皆出於六艺，何谓也？曰：道体无所不该，六艺足以尽之。诸子之为书，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，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，而後乃能恣肆其说，以成一家之言也。所谓一端者，无非六艺之所该，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；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，而出辞必衷於是也。《老子》说本阴阳，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假象，《易》教也。邹衍侈言天地，关尹推衍五行，《书》教也。管、商法制，义存政典，《礼》教也。申、韩刑名，旨归赏罚，《春秋》教也。其他杨、墨、尹文之言，苏、张、孙、吴之术，辨其源委，挹其旨趣，九流之所分部，《七录》之所叙论，皆於物曲人官，得其一致，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。
战国之文，既源於六艺，又谓多出於《诗》教，何谓也？曰：战国者，纵横之世也。纵横之学，本於古者行人之官。观春秋之辞命，列国大夫，聘问诸侯，出使专对，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。至战国而抵掌揣摩，腾说以取富贵，其辞敷张而扬厉，变其本而加恢奇焉，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。孔子曰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於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奚为？”是则比兴之旨，讽谕之义，固行人之所肄也。纵横者流，推而衍之，是以能委折而入情，微婉而善讽也。九流之学，承官曲於六典，虽或原於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其质多本於礼教，为其体之有所该也。及其出而用世，必兼纵横，所以文其质也。古之文质合於一，至战国而各具之质；当其用也，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，周衰文弊之效也。故曰：战国者，纵横之世也。
後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，何谓也？曰：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。文集者，辞章不专家，而萃聚文墨，以为蛇龙之菹也。（详见《文集》篇。）後贤承而不废者，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。经学不专家，而文集有经义；史学不专家，而文集有传记；立言不专家，（即诸子书也。）而文集有论辨。後世之文集，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，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。而辞章实备於战国，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。学者不知，而溯挚虞所裒之《流别》，（挚虞有《文章流别传》。）甚且以萧梁《文选》，举为辞章之祖也，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。
今即《文选》诸体，以徵战国之赅备。（挚虞《流别》，孔逭《文苑》，今俱不传，故据《文选》。）京都诸赋，苏、张纵横六国，侈陈形势之遗也。《上林》、《羽猎》，安陵之从田，龙阳之同钓也。《客难》、《解嘲》，屈原之《渔父》、《卜居》，庄周之惠施问难也。韩非《储说》，比事徵偶，《连珠》之所肇也。（前人已有言及之者。）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，（傅玄之言。）非其质矣。孟子问齐王之大欲，历举轻暧肥甘，声音采色，《七林》之所启也；而或以为创之枚乘，忘其祖矣。邹阳辨谤於梁王，江淹陈辞於建平，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。《过秦》、《王命》、《六代》、《辨亡》诸论，抑扬往复，诗人讽谕之旨，孟、荀所以称述先生，儆时君也。（屈原上称帝喾，中述汤、武，下道齐桓，亦是。）淮南宾客，梁苑辞人，原、尝、申、陵之盛举也。东方、司马，侍从於西京，徐、陈、应、刘，徵逐於邺下，谈天雕龙之奇观也。遇有升沉，时有得失，畸才汇於末世，利禄萃其性灵，廊庙山林，江湖魏阙，旷世而相感，不知悲喜之何从，文人情深於《诗》、《骚》，古今一也。
○诗教下
演畴皇极，训诰之韵者也，所以便讽诵，志不忘也。六象赞言，《爻》、《系》之韵者也，所以通卜筮，阐幽玄也。六艺非可皆通於《诗》也，而韵言不废，则谐音协律，不得专为《诗》教也。传记如《左》、《国》，著说如《老》、《庄》，文逐声而遂谐，语应节而遽协，岂必合《诗》教之比兴哉？焦贡之《易林》，史游之《急就》，经部韵言之不涉於《诗》也。《黄庭经》之七言，《参同契》之断字，子术韵言之不涉於《诗》也。後世杂艺百家，诵拾名数，率用五言七字，演为歌诀，咸以取便记诵，皆无当於诗人之义也。而文指存乎咏叹，取义近於比兴，多或滔滔万言，少或寥寥片语，不必谐韵和声，而识者雅赏其为《风》、《骚》遗范也。故善论文者，贵求作者之意指，而不可拘於形貌也。
传曰：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班氏固曰：“赋者古诗之流。”刘氏勰曰：“六艺附庸，蔚为大国。”盖长言咏叹之一变，而无韵之文可通於诗者，亦於是而益广也。屈氏二十五篇，刘、班著录，以为《屈原赋》也。《渔父》之辞，未尝谐韵，而入於赋，则文体承用之流别，不可不知其渐也。文之敷张而扬厉者，皆赋之变体，不特附庸之为大国，抑亦陈完之後，离去宛邱故都，而大启疆字於东海之滨也。後世百家杂艺，亦用赋体为拾诵，（窦氏《述书赋》，吴氏《事类赋》，医家药性赋，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。）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。然而赋家者流，犹有诸子之遗意，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，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。殊非後世诗赋之流，拘於文而无其质，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。是以刘、班《诗赋》一略，区分五类，而屈原、陆贾、荀卿，定为三家之学也。（说详外篇《校雠略》中《汉志诗赋论》。）马、班二史，於相如、扬雄诸家之著赋，俱详著於列传，自刘知几以还，从而抵排非笑者，盖不胜其纷纷矣，要皆不为知言也。盖为後世文苑之权舆，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，以视范史而下，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，为远胜也。然而汉廷之赋，实非苟作，长篇录入於全传，足见其人之极思，殆与贾疏董策，为用不同，而同主於以文传人也。是则赋家者流，纵横之派别，而兼诸子之馀风，此其所以异於後世辞章之士也。故论文於战国而下，贵求作者之意指，而不可拘於形貌也。
论文拘形貌之弊，至後世文集而极矣。盖编次者之无识，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，作者之意指，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。集文虽始於建安，（魏文撰徐、陈、应、刘文为一集，此文集之始，挚虞《流别集》，犹其後也。）而实盛於齐、梁之际；古学之不可复，盖至齐梁而後荡然矣。（挚虞《流别集》，乃是後人集前人。人自为集，自齐之《王文宪集》始而昭明《文选》又为总集之盛矣。）范、陈、晋、宋诸史所载，文人列传，总其撰著，必云诗、赋、碑、箴、颂、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；则古人文字，散著篇籍，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。孙武之书，盖有八十二篇矣，（说详外篇《校雠略》中《汉志兵书论》。）而阖闾以谓“子之十三篇，吾既得而见”，是始《计》以下十三篇，当日别出独行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。韩非之书，今存五十五篇矣。而秦王见其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，恨不得与同时。是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，当日别出独行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。《吕氏春秋》自序，以为良人问十二纪，是八览六论，未尝入序次也。董氏《清明》、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之篇，班固与《繁露》并纪其篇名，是当日诸篇，未入《繁露》之书也。夫诸子专家之书，指无旁及，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；况文集所裒，体制非一，命意各殊，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，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！
赋先於诗，骚别於赋，赋有问答发端，误为赋序，前人之议《文选》，犹其显然者也。若夫《封禅》、《美新》、《典引》，皆颂也。称符命以颂功德，而别类其体为符命，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，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。班固次韵，乃《汉书》之自序也。其云述《高帝纪》第一，述《陈项传》第一者，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，史迁有作於先，故己退居於述尔。今於史论之外，别出一体为史述赞，则迁书自序，所谓作《五帝纪》第一，作《伯夷传》第一者，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。汉武诏策贤良，即策问也。今以出於帝制，遂於策问之外，别名曰诏。然则制策之对，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。贾谊《过秦》，盖《贾子》之篇目也。（今传《贾氏新书》，首列《过秦》上下二篇，此后为後人辑定，不足为据。《汉志》，《贾谊》五十八篇，又赋七篇，此外别无论者，则《过秦》乃《贾子》篇目明矣。）因陆机《辨亡》之论，规仿《过秦》，遂援左思“著论准《过秦》”之说，而标体为论矣。（左思著论之说，须活看，不可泥。）魏文《典论》，盖犹桓子《新论》、王充《论衡》之以论名书耳。《论文》，其篇目也。今与《六代》、《辨亡》诸篇，同次於论；然则昭明《自序》，所谓“老、庄之作，管、孟之流，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”，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；岂以有取斯文，即可裁篇题论，而改子为集乎？《七林》之文，皆设问也。今以枚生发问有七，而遂标为七，则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九辨》，亦可标为九乎？《难蜀父老》，亦设问也。今以篇题为难，而别为难体，则《客难》当与同编，而《解嘲》当别为嘲体，《宾戏》当别为戏体矣。《文选》者，辞章之圭臬，集部之准绳，而淆乱芜秽，不可殚诘；则古人流别，作者意指，流览诸集，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？集人之文，尚未得其意指，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，何纷纷耶？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，编辑撰次之得失，今古详略之攸宜，录选评钞之当否，别有专篇讨论，不尽述也。
○经解上
至於官师既分，处士横议，诸子纷纷，著书立说，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，不尽出於典章政教也。儒家者流，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，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。荀子曰：“夫学始於诵经，终於习礼。”庄子曰：“孔子言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”又曰：“纟番十二经，以见老子。”荀庄皆出子夏门人，而所言如是，六经之名，起於孔门弟子亦明矣。
○经解中
事有实据，而理无定形。故夫子之述六经，皆取先王典章，未尝离事而著理。後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，则亦命其书为经，此事理之当然也。然而以意尊之，则可以意僭之矣。盖自官师之分也，官有政，贱者必不敢强干之，以有据也。师有教，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，以无据也。孟子时，以杨、墨为异端矣。杨氏无书，墨翟之书，初不名经。（虽有《经》篇《经说》，未名全书为经。）而庄子乃云：“若获、邓陵之属，皆诵《墨经》，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。东汉秦景之使天竺，《四十二章》，皆不名经；（佛经皆中国翻译，竺书无经字。）其後华言译受，附会称经，则亦文饰之辞矣。《老子》二篇，刘、班著录，初不称经，《隋志》乃依阮《录》，称《老子经》，意者阮《录》出於梁世，梁武崇尚异教，则佛老皆列经科，其所仿也。而加以《道德真经》，与《庄子》之加以《南华真经》，《列子》之加以《冲虚真经》，则开元之玄教设科，附饰文致，又其後而益甚者也。韩退之曰：“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。”则名教既殊，又何防於经其所经，非吾所谓经乎？
若夫国家制度，本为经制。李悝《法经》，後世律令之所权舆；唐人以律设科，明祖颁示《大诰》，师儒讲习，以为功令，是即《易》取经纶之意，国家训典，臣民尊奉为经，义不背於古也。孟子曰：“行仁政，必自经界始。”地界言经，取经纪之意也。是以地理之书，多以经名，《汉志》有《山海经》，《隋志》乃有《水经》，後代州郡地理，多称图经，义皆本於经界，书亦自存掌故，不与著述同科，其於六艺之文，固无嫌也。
至於术数诸家，均出圣门制作。周公经理垂典，皆守人官物曲，而不失其传。及其官司失守，而道散品亡，则有习其说者，相与讲贯而授受，亦犹孔门传习之出於不得已也。然而口耳之学，不能历久而不差，则著於竹帛，以授之其人，（说详《诗教上》篇。）亦其理也。是以至战国而羲、农、黄帝之书，一时杂出焉。其书皆称古圣，如天文之甘、石《星经》，方技之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，其类实繁，则犹匠祭鲁般，兵祭蚩尤，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，而习是术者，奉为依归，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。
盖即数者论之，异教之经，如六国之各王其国，不知周天子也。而《春秋》名分，人具知之，彼亦不能窃而据也。制度之经，时王之法，一道同风，不必皆以经名，而礼时为大，既为当代臣民，固当率由而不越；即服膺六艺，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。术艺之经，则各有其徒，相与守之，固无虞其越畔也。至谐戏而亦以经名，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，聊以自娱，不妨谐戏置之，六经之道，如日中天，岂以是为病哉！
○经解下
异学称经以抗六艺，愚也。儒者僭经以拟六艺，妄也。六经初不为尊称，义取经纶为世法耳，六艺皆周公之政典，故立为经。夫子之圣，非逊周公，而《论语》诸篇不称经者，以其非政典也。後儒因所尊而尊之，分部隶经，以为传固翼经者耳。佛老之书，本为一家之言，非有纲纪政事；其徒欲尊其教，自以一家之言，尊之过於六经，无不可也。强加经名以相拟，何异优伶效楚相哉。亦其愚也。扬雄、刘歆，儒之通经者也。扬雄《法言》，盖云时人有问，用法应之，抑亦可矣。乃云象《论语》者，抑何谬邪？虽然，此犹一家之言，其病小也。其大可异者，作《太玄》以准《易》，人仅知谓僭经尔，不知《易》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，雄盖蹈於僭窃王章之罪，弗思甚也。（详《易教》篇。）卫氏之《元包》，司马之《潜虚》，方且拟《玄》而有作，不知《玄》之拟《易》已非也。刘歆为王莽作《大诰》，其行事之得罪名教，固无可说矣。即拟《尚书》，亦何至此哉？河汾六籍，或谓好事者之缘饰，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。诚使果有其事，则六经奴婢之诮，犹未得其情矣。奴婢未尝不服劳於主人，王氏六经，服劳於孔氏者，又何在乎？
若夫屈原抒愤，有辞二十五篇，刘、班著录，概称之曰《屈原赋》矣。乃王逸作《注》，《离骚》之篇，已有经名。王氏释经为径，亦不解题为经者，始谁氏也。至宋人注屈，乃云“一本《九歌》以下有传字”，虽不知称名所始，要亦依经而立传名，不当自宋始也。夫屈子赋，固以《离骚》为重，史迁以下，至取《骚》以名其全书，今犹是也。然诸篇之旨，本无分别，惟因首篇取重，而强分经传，欲同正《雅》为经，变《雅》为传之例；是《孟子》七篇，当分《梁惠王》经，与《公孙》、《滕文》诸传矣。
夫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庄生以谓议而不断，盖其义寓於其事其文，不自为赏罚也。汉魏而下，仿《春秋》者，盖亦多矣。其间或得或失，更仆不能悉数。後之论者，至以迁、固而下，拟之《尚书》；诸家编年，拟之《春秋》。不知迁、固本纪，本为《春秋》家学，书志表传，殆犹《左》、《国》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。诸家《阳秋》，先後杂出，或用其名而变其体，（《十六国春秋》之类。）或避其名而拟其实，（《通鉴纲目》之类。）要皆不知迁、固之书，本绍《春秋》之学，并非取法《尚书》者也。故明於《春秋》之义者，但当较正迁、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，其义固何如耳。若欲萃聚其事，以年分编，则荀悦、袁宏之例具在，未尝不可法也。必欲於纪传编年之外，别为《春秋》，则亦王氏《元经》之续耳。夫异端抗经，不足道也。儒者服习六经，而不知经之不可以拟，则浅之乎为儒者矣！
●卷二内篇二
○原道上
道之大原出於天，天固谆谆然命之乎？曰：天地之前，则吾不得而知也。天地生人，斯有道矣，而未形也。三人居室，而道形矣，犹未著也。人有什伍而至百千，一室所不能容，部别班分，而道著矣。仁义忠孝之名，刑政礼乐之制，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。
道有自然，圣人有不得不然，其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道无所为而自然，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。圣人有所见，故不得不然；众人无所见，则不知其然而然。孰为近道？曰：不知其然而然，即道也。非无所见也，不可见也。不得不然者，圣人所以合乎道，非可即以为道也。圣人求道，道无可见，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。故不知其然而然，一阴一阳之迹也。学於圣人，斯为贤人。学於贤人，斯为君子。学於众人，斯为圣人。非众可学也，求道必於一阴一阳之迹也。自有天地，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，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。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，而适当积古留传，道法大备之时，是以经纶制作，集千古之大成，则亦时会使然，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。盖自古圣人，皆学於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而周公又遍阅於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，而知其然也。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，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，时会使然也。譬如春夏秋冬，各主一时，而冬令告一岁之成，亦其时会使然，而非冬令胜於三时也。故创制显庸之圣，千古所同也。集大成者，周公所独也。时会适当时而然，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。
孟子曰：“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，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欤？曰：集之为言，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。自有天地，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，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，经纶治化，一出於道体之适然。周公成文、武之德，适当帝全王备，殷因夏监，至於无可复加之际，故得藉为制作典章，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，斯乃所谓集大成也。孔子有德无位，即无从得制作之权，不得列於一成，安有大成可集乎？非孔子之圣，逊於周公也，时会使然也。孟子所谓集大成者者，乃对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而言之也。恐学者疑孔子之圣，与三子同，无所取譬，譬於作乐之大成也。故孔子大成之说，可以对三子，而不可以尽孔子也。以之尽孔子，反小孔子矣。何也？周公集羲、轩、尧、舜以来之大成，周公固学於历圣而集之，无历圣之道法，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。孔子非集伯夷、尹、惠之大成，孔子固未尝学於伯夷、尹、惠，且无伯夷、尹、惠之行事，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？夫孟子之言，各有所当而已矣，岂可以文害意乎？
达巷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；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？以谓天纵生知之圣，不可言思拟议，而为一定之名也，於是援天与神，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。斯其所见，何以异於党人乎？天地之大，可一言尽。孔子虽大，不过天地，独不可以一言尽乎？或问何以一言尽之，则曰：学周公而已矣。周公之外，别无所学乎？曰：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；周公既集群圣之成，则周公之外，更无所谓学也。周公集群圣之大成，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，斯一言也，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。“祖述尧、舜”，周公之志也。“***文、武”，周公之业也。一则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。”再则曰：“甚矣吾衰，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又曰：“吾学《周礼》，今用之。”又曰：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哀公问政，则曰：“文、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”或问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以谓“文、武之道，未坠於地”。“述而不作”，周公之旧典也。“好古敏求”，周公之遗籍也。党人生同时而不知，乃谓无所成名，亦非全无所见矣。後人观载籍，而不知夫子之所学，是不如党人所见矣。而犹嗤党人为不知，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？故自古圣人，其圣虽同，而其所以为圣，不必尽同，时会使然也。惟孔子与周公，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後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，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，符节吻合，如出於一人，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。然则欲尊孔子者，安在援天与神，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？
或曰：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，周公集大成，而孔子独非大成欤？曰：孔子之大成，亦非孟子所谓也。盖与周公同其集羲、农、轩、顼、唐、虞、三代之成，而非集夷、尹、柳下之成也。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，气数之出於天者也。周公集治统之成，而孔子明立教之极，皆事理之不得不然，而非圣人异於前人，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。故隋唐以前，学校并祀周、孔，以周公为先圣，孔子为先师，盖言制作之为圣，而立教之为师。故孟子曰：“周公、仲尼之道一也。”然则周公、孔子，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，圣人固藉时会欤？宰我以谓夫子“贤於尧、舜”，子贡以谓“生民未有如天子”，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，则谓“出类拔萃”，三子皆舍周公，独尊孔氏。朱子以谓事功有异，是也。然而治见实事，教则垂空言矣。後人因三子之言，而盛推孔子，过於尧、舜，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，於是千圣之经纶，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。（伊川论禹、稷、颜子，谓禹、稷较颜子为粗。朱子又以二程与颜、孟切比长短。盖门户之见，贤者不免，古今之通患。）夫尊夫子者，莫若切近人情。不知其实，而但务推崇，则玄之又玄，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，世教何补焉？故周、孔不可优劣也，尘垢秕糠，陶铸尧、舜，庄生且谓寓言，曾儒者而袭其说欤？故欲知道者，必先知周、孔之所以为周、孔。
○原道中
韩退之曰：“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”夫说长者，道之所由明，而说长者，亦即道之所由晦也。夫子明教於万世，夫子未尝自为说也。表章六籍，存周公之旧典，故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又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“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执《礼》”，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。非夫子推尊先王，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，夫子本无可作也。有德无位，即无制作之权。空言不可以教人，所谓无徵不信也。教之为事，羲、轩以来，盖已有之。观《易 大传》之所称述，则知圣人即身示法，因事立教，而未尝於敷政出治之外，别有所谓教法也。虞廷之教，则有专官矣；司徒之所敬敷，典乐之所咨命；以至学校之设，通於四代；司成师保之职，详於周官。然既列於有司，则肄业存於掌故，其所习者，修齐治平之道，而所师者，守官典法之人。治教无二，官师合一，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？儒家者流，尊奉孔子，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，则亦不知孔子矣。孔子立人道之极，岂有意於立儒道之极耶？儒也者，贤士不遇明良之盛，不得位而大行，於是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後之学者，出於势之无可如何尔。人道所当为者，广矣，大矣。岂当身皆无所遇，而必出於守先待後，不复涉於人世哉？学《易》原於羲画，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。观《书》始於虞典，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。以为所处之境，各有不同也。然则学夫子者，岂曰屏弃事功，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？
《易》曰：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”矣。然而不知道而道存，见谓道而道亡。大道之隐也，不隐於庸愚，而隐於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。盖官师治教合，而天下聪明范於一，故即器存道，而人心无越思。官师治教分，而聪明才智，不入於范围，则一阴一阳，入於受性之偏，而各以所见为固然，亦势也。夫礼司乐职，各守专官，虽有离娄之明，师旷之聪，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。今云官守失传，而吾以道德明其教，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。故夫子述而不作，而表章六艺，以存周公旧典也，不敢舍器而言道也。而诸子纷纷，则已言道矣。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，司马谈别之为六家，刘向区之为九流。皆自以为至极，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。由君子观之，皆仁智之见而谓之，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。夫道因器而显，不因人而名也。自人有谓道者，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。仁见谓仁，智见谓智，是也。人自率道而行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。自人各谓其道，而各行其所谓，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。墨者之道，许子之道，其类皆是也。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，而大备於周公、孔子，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，盖犹一门之内，不自标其姓氏也。至百家杂出而言道，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。一则曰尧、舜之道，再则曰周公、仲尼之道，故韩退之谓“道与德为虚位”也。夫“道与德为虚位”者，道与德之衰也。
○原道下
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”夫文字之用，为治为察，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。以文字为著述，起於官师之分职，治教之分途也。夫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欲无言者，不能不有所言也。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辨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後世载笔之士，作为文章，将以信今而传後，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，与夫不得已之情，庶几哉言出於我，而所以为言，初非由我也。夫道备於六经，义蕴之匿於前者，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。事变之出於後者，六经不能言，固贵约六经之旨，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立言与立功相准。盖必有所需而後从而给之，有所郁而後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後从而救之，而非徒夸声音采色，以为一己之名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神以知来，智以藏往。”知来，阳也。藏往，阴也。一阴一阳，道也。文章之用，或以述事，或以明理。事逆已往，阴也。理阐方来，阳也。其至焉者，则述事而理以昭焉，言理而事以范焉，则主适不偏，而文乃衷於道矣。迁、固之史，董、韩之文，庶几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？不知其故，而但溺文辞，其人不足道已。即为高论者，以谓文贵明道，何取声***采以为愉悦，亦非知道之言也。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，灵台之功而乐钟鼓，以及弹琴遇文，风雩言志，则帝王致治，贤圣功修，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；而谓文章之用，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？
邵氏晋涵曰：“是篇初出，传稿京师，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，谓蹈宋人语录习气，不免陈腐取憎，与其平日为文不类，至有移书相规诫者。余谛审之，谓朱少白（名锡庚。）曰：此乃明其《通义》所著一切，创言别论，皆出自然，无矫强耳。语虽浑成，意多精湛，未可议也。”
族子廷枫曰：“叔父《通义》，平日脍炙人口，岂尽得其心哉？不过清言高论，类多新奇可喜，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。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，失古意也。是篇题目，虽似迂阔，而意义实多创辟。如云道始三人居室，而君师政教，皆出乎天；贤智学於圣人；圣人学於百姓；集大成者，为周公而非孔子，学者不可妄分周孔；学孔子者，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；孔子之大，学周礼一言，可以蔽其全体；皆乍闻至奇，深思至确，《通义》以前，从未经人道过，岂得谓陈腐耶？诸君当日诋为陈腐，恐是读得题目太熟，未尝详察其文字耳。”
○原学上
《易》曰：“成象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。”学也者，效法之谓也。道也者，成象之谓也。夫子曰：“下学而上达。”盖言学於形下之器，而自达於形上之道也。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。希贤希圣，则有其理矣。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，圣如何而希天哉？盖天之生人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，天德也；莫不纳之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，天位也。以天德而修天位，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，已有适当其可，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，所谓成象也。平日体其象，事至物交，一如其准以赴之，所谓效法也。此圣人之希天也，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。伊尹曰：“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觉後后，使先觉觉後觉也。”人生禀气不齐，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，则先知先觉之人，从而指示之，所谓教也。教也者，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，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。故士希贤，贤希胜，希其效法於成象，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。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？则必观於生民以来，备天德之纯，而造天位之极者，求其前言往行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，而後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，而善其效法也。故效法者，必见於行事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诵读，所以求效法之资，而非可即为效法也。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，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诵读为学者，何邪？盖谓不格物而致知，则不可以诚意，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。故以诵读为学者，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，非谓此外无学也。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後为学？”夫子斥以为佞者，盖以子羔为宰，不若是说，非谓学必专於诵读也。专於诵读而言学，世儒之陋也。
○原学中
古人之学，不遗事物，盖亦治教未分，官师合一，而後为之较易也。司徒敷五教，典乐教胄子，以及三代之学校，皆见於制度。彼时从事於学者，入而申其占毕，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，是以学皆信而有徵，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。然而其知易入，其行难副，则从古已然矣。尧之斥共工也，则曰：“静言庸违。”夫静而能言，则非不学者也。试之於事而有违，则与效法於成象者异矣。传说之启高宗也，则曰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高宗旧学於甘盘，久劳於外，岂不学者哉？未试於事，则恐行之而未孚也。又曰：“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，学於古训乃有获。”说虽出於古文，其言要必有所受也。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，则所谓学古训者，非徒诵说，亦可见矣。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，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；何况官师分，而学者所肄，皆为前人陈迹哉？夫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又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夫思亦学者之事也，而别思於学，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，盖谓必习於事，而後可以言学，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。诸子百家之言，起於徒思而不学也。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，而不能无敝耳。刘歆所谓某家者流，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，其失而为某事之弊。夫某官之掌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。流为某家之学，则官守失传，而各以思之所至，自为流别也。失为某事之弊，则极思而未习於事，虽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。是以三代之隆，学出於一，所谓学者，皆言人之功也。统言之，十年曰幼学，是也。析言之，则十三学乐，二十学礼，是也。国家因人功力之名，而名其制度，则曰乡学国学，学则三代共之，是也。未有以学属乎人，而区为品诣之名者。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，於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，所谓某甲家之学，某乙家之学，是也。学因人而异名，学斯舛矣。是非行之过而至於此也，出於思之过也。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，即继之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夫异端之起，皆思之过，而不习於事者也。
○原学下
○博约上
○博约中
或曰：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。举业而与学问科殊，末流之失耳。苟有所备以俟举，即《记》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，宁得不谓之学问欤？余曰：博学强识，儒之所有事也。以谓自立之基，不在是矣。学贵博而能约，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。以言陋儒荒俚，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，不得谓专家也。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。以言俗儒记诵漫漶，至於无极，妄求遍物，而不知尧、舜之知所不能也。博学强识，自可以待问耳，不知约守，而只为待问设焉，则无问者，儒将无学乎？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；名有由立，非专门成学不可也，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。或曰：苏氏之类求，韩氏之钩玄提要，皆待问之学也，子谓不足以成家矣。王伯厚氏搜罗摘抉，穷幽极微；其於经、传、子、史，名物制数，贯串旁骛，实能讨先儒所未备。其所纂辑诸书，至今学者资衣被焉，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？答曰：王伯厚氏，盖因名而求实者也。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，既见道，则超乎文矣。王氏因待问而求学，既知学，则超乎待问矣。然王氏诸书，谓之纂辑可也，谓之著述，则不可也，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，谓之成家之学术，则未可也。今之博雅君子，疲精劳神於经传子史，而终身无得於学者，正坐宗仰王氏，而误执求知之功力，以为学即在是尔。学与功力，实相似而不同。学不可以骤几，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。指功力以谓学，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。
夫学有天性焉，读书服古之中，有入识最初，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。学又有至情焉，读书服古之中，有欣慨会心，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。功力有馀，而性情不足，未可谓学问也。性情自有，而不以功力深之，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。夫子曰：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不知孰为功力，孰为性情。斯固学之究竟，夫子何以致是？则曰：“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”今之俗儒，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《春秋》，又憾戴公得《商颂》，而不存七篇之阙目，以谓高情胜致，至相赞叹。充其僻见，且似夫子删修，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。盖逐於时趋，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。幸而生後世也，如生秦火未毁以前，典籍具存，无事补辑，彼将无所用其学矣。
○博约下
或曰：子言学术，功力必兼性情，为学之方，不立规矩，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，而施其功力，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。夫古者教学，自数与方名，诵诗舞勺，各有一定之程，不问人之资近与否，力能勉否。而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，不相强也，岂古今人有异教与？答曰：今人不学，不能同於古人，非才不相及也，势使然也。自官师分，而教法不合於一，学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，其不同者一也。且官师既分，则肄习惟资简策，道不著於器物，事不守於职业，其不同者二也。故学失师所师承，六书九数，古人幼学，皆已明习，而後世老师宿儒，专门名家，殚毕生精力求之，犹不能尽合於古，其不同者三也。天时人事，今古不可强同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。然而六经大义，昭如日星，三代损益，可推百世。高明者由大略而功求，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。资之近而力能勉者，人人所有，则人人可自得也，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？王氏致良知之说，即孟子之遗言也。良知曰致，则固不遗功力矣。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，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，胥是道也。而世儒言学，辄以良知为讳，无亦惩於末流之失，而谓宗指果异於古所云乎？
或曰：孟子所谓扩充，固得仁、义、礼、智之全体也。子乃欲人自识所长，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，且戒人之旁骛焉，岂所语於通方之道欤？答曰：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道欲通方，而业须专一，其说并行而不悖也。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，然自颜、曾、赐、商，所由不能一辙。再传而後，荀卿言《礼》，孟子长於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或疏或密，途径不同，